加班多了“强制休假”，还有这种好事吗？

　　近日，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下称《健康条例》)，其中提到“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员工带薪休假制度，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和工会等组织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的监督检查”，这被普遍解读为“强制休假”的制度一经发布，立刻引发热议。

　　作为国内首部地方性健康法规，该《健康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不过，深圳的劳动者对这项即将到来的福利怎么看？而强制休假制度又能否真正落地呢？

　　新规虽好但担心成为“纸面福利”

　　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工作的文女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她所在的企业以加班强度大著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加班强度在同行业内都很出名，加班到晚上十二点非常寻常，早一些都要到晚上十点左右，也常在凌晨两、三点被叫起来加班。节假日和双休也不能保障，尤其到年底正是任务量多繁忙的时候。”文女士说。

　　而谈及深圳即将推出的“强制休假”制度，文女士表示，她和同事们都注意到这个消息了，但普遍对这项制度的落实不抱太大期待，“我们三年前就签了弹性工作协议，加上现在远程办公条件越发完备，导致企业员工虽然有带薪假但难逃在假期处理工作的情况，很多员工不敢甚至不想休年假。”文女士说。

　　据了解，此次提出“强制休假”的《健康条例》旨在更好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对于高强度加班和不规律作息对健康带来的影响，文女士表示深有体会，她向本报记者表示，在办公位上久坐会感到颈椎、腰椎不适；长期面对电脑屏幕使得眼睛疲劳，近视加深；而持续加班和熬夜导致身体疲惫和精神压抑，还很容易长胖。

　　她坦言：“我们虽有额外医疗商保，每年组织体检，福利待遇也不差，但过高的工作强度让很多人选择离开，我目前也萌生了离职的想法，最主要的诱因就是加班强度太大。所以，新规虽好，但我担心其成为‘纸面福利’。”

　　文女士的工作地点在南山区，是高新企业聚集地，腾讯、联想、中兴、创维等科技企业林立。记者在南山区的街头走访时，印象最深的一是鳞次栉比的企业总部大楼；二是密度空前的植发广告，深圳这一片科技创新高地的背后有着脑力劳动者的高强度劳动。

　　文女士的男友小郭是南山区一家互联网企业的程序员，在他看来“强制休假”并不好实现。他说：“我的工作是随时随地进行的，只要有电、有网、有电脑、有任务，我就要工作，工作时间更灵活，就算休假也免不了要加班。工作在我们程序员或者是所有互联网企业员工看来是无时不在的。”

　　他笑称，南山区是“加班人”的天下，虽然和文女士住在一起但两人见面就像打游击，一个月内碰面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倒是很希望这个条例能尽快给出细则，我很想拥有一个没有工作烦恼完全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假期。”小郭说完便接到了文女士周末要加班的信息。

　　据中国社科院的问卷调查统计，有40.1%的受访者反映“没有带薪年休假”；而不到两成的受访者反映“虽然有带薪年休假，但不能自己安排”；仅有31.3%的受访者表示“有带薪年假，且可自主安排”。

　　产业工人“心忧炭贱愿天寒”

　　如果说“强制休假”制度在新兴产业落地难，是因为工作时长不易确定，那么传统制造业的劳动者劳动时间更方便量化统计，但经调查发现，流水线上的工人对这项“福利”也有顾虑。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深圳龙岗的富士康观澜园区工厂，一位富士康在职员工冯永(化名)正在招募新员工，记者以应聘进厂为由从冯永处得知，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每天两班倒，白班工作12-14个小时，晚班10-12个小时，每月休息四天，理论上工作超过八小时即算加班，按照加班时长结算加班费。

　　冯永(化名)透露，现在推荐新人进厂，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能拿到一笔奖金，共1800元分三个月分发到位，并且大量招收实习生甚至小时工，他们的报酬组成主要是见习工资和加班费。对于实习生和临时工企业不为其购买五险一金而是统一购买商业保险。

　　而记者从另外一名富士康前员工小王(化名)处了解到一些目前富士康一线工人对加班的态度。小王告诉本报记者：“流水线上劳动强度并不算很大，但时间过长，非常熬人，有很多工友因长期在流水线工作而导致身体变形。但大家最看重的就是加班时长，因为加班有比较高的加班费，所以工人一面痛恨加班，一面又珍视自己抢来的加班机会。”

　　对于将要推行的“强制休假”制度，小王(化名)表示他和他的工友们并不了解，他说：“富士康休假是有的，正式员工也有五险一金和劳动合同，全年有带薪休假12天，基本上安排在过年期间，但是过年时可以拿到更高的加班费，于是大家也常放弃休假回来加班。”

午间有工人进出富士康工厂大门

　　谈及离开流水线的理由，小王(化名)坦言，过高的劳动强度使他难以接受。而据小王介绍，富士康里像他一样年纪轻轻就离开流水线的现象非常普遍，鲜有人能够熬过35岁，但同时有似乎取之不尽的年轻劳动者排队走进厂房。

　　他认为竞争的压力来自工友，来自比他们更年轻的劳动者。而实习生、临时工也以更低的价格挑战着正式员工的生存空间，为了获取收入大家只能争取更多加班的机会。

小企业苦大企业难，专家建议尽快出台细则

　　深圳不仅是产业强市、科技高地，也是创新创业之城。然而创业并非容易之举，正如王安石诗言：“成如容易却艰辛。”记者来到位于某文创产业园的一家广告公司，它的创始人潘兴(化名)三年前与友人合伙创业成立了这家企业，主营视频广告的策划、拍摄和制作。

　　潘兴(化名)认为所谓“强制休假”制度离自己太远，“作为创业阶段的小微企业，我们的工作时间不固定，跟着任务走跟着项目走，虽不严格要求上班时间但熬夜加班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企业处于上升期，无论领导还是员工都还没有时间思考休假的事情。连我自己都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过过春节了。”潘兴说。

　　在创业者潘兴看来，小企业想要在市场上生存就要争取存在感，争取更多订单和合作机会，需要等到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才有底气给员工和自己更多休息的机会和福利。

　　而作为行业龙头的大企业一样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在某装饰集团做设计的小陈也经常加班，他告诉本报记者，他们企业的设计团队有加班传统，每年五天的带薪年假也经常得不到保障，有时节假日出游也要带上电脑应对随时到来的甲方的要求。同事们对植发的需求并不比程序员低。

　　小陈认为大企业知名度高、订单多、任务重，每个任务都捆绑着上游设计、下游施工等等链条，休假并不是想休就能休的。他表示：“《健康条例》我们看到了，做了了解，但是并没有规定细节，这种软性强制能否落实还有待观察。”

　　对于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来说，保障职工带薪休假则意味着增加用人成本，或降低生产效率，因此往往践行带薪休假制度的意愿较低。而民营企业员工对此次“强制休假”制度尚存疑虑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次发布的《健康条例》内容非常宽泛，其中涉及到劳动保护的内容也有待细化。

　　深圳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法规对劳动负荷过重确实很难以进行界定和制订具体的标准。写入该部分内容，主要还是在于引导用人单位和员工树立健康工作理念，所以在《健康条例》中没有制订具体的法律责任。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深圳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引导意义。建议下一步要认真研究，这个条例是不是具备可行性，它的监管成本到底有多高，有企业不执行怎样进行惩戒，要尽快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